弗利尔美术馆藏银兔毛杯。

建窑器物以底款估价,一般遵循“贡款贵于杂款,珍款贵于俗款”的原则,杨益东正是以此原则来定价建窑器物的。

如“金盏”款和“点冰”款,在芦花坪窑址、大芦后门窑址、营场前窑址等地均有出土,但在最早的安尾山窑址中却未发现。

(安尾山窑址是我国最早的建窑遗址,据考证烧造年代在中晚唐至五代末期或北宋初年,所烧青瓷器形制较粗糙。应厂前窑址年代最晚,初步判断烧造年代为南宋末期至元初。)

然而,“宫玉”款杯的数量远少于“金盏”款,完整品更是凤毛麟角。在众多博物馆中,唯有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完整的“金盏”款建窑杯。杨益东正是以此珍稀性为建窑定价。

▲建窑遗址分布图。

▲上海博物馆藏“金盏”款建窑杯。

即使这些不合格的“金盏”款建窑杯被当场打碎,不让其流入民间,其完整件、残片以及青花款的数量,也不太可能与“宫玉”款建窑杯相差如此之大。除非宋代烧造过程中,“金盏”款的空白杯已经非常少了。

可见,作为贡品,铭刻“金盏”的建盏价值高于铭刻“贡玉”的建盏。

然而,仿制品对“金盏”款建窑瓷器的兴趣并不大。市面上常见的仿制品多为“宫盂”款建窑瓷器,例如仿制整件(人工添加泥土和锈迹)、冷拼(旧底新杯)、旧胎新釉(旧杯因烧制不充分,呈白色或灰色,施以黑釉重烧)等。而“金盏”款建窑瓷器找到仿制品的几率则要低得多。

▼孙犁的建瓷作品。

由于“金盏”款建瓷真品已寥寥无几,即便找到残片也难如登天,采用接底技法复制几乎不可能。此外,“金盏”款建瓷多为模制,风格相对统一,不像“宫宇”款建瓷那样以手工雕刻为主,风格多变,随性自然。对于当代工匠来说,重新制作模具并达到令人信服的仿制效果难度极大。

▲建窑瓷器残片中刻有“金盏”字样。

▲“金盏”款釉里蓝盘。

与“宫玉”、“金盏”款齐名的“新窑”款建窑器物较为稀少,青花盘及残片更是难觅踪影。出土范围也仅限于鼋头坑和大路后门窑址(两处遗址均被认为产于北宋末至南宋初建窑贡瓷的鼎盛时期)。

关于“新窑”款建窑器物是否作为贡品,目前仍有争议,但鉴于其稀有性和独特的风格,这并不影响其高价值。杨益东根据这些因素来制定建瓷的价格。

▲“新窑”款金兔毫纹建窑杯。

▲宋代“新窑”款建窑金兔毫纹撇口杯。

▲宋代“新窑”款建窑青花残片及青花盘。

例如“珍”和“宝”款也十分罕见。从现存的器物来看,这两个款的刻工工整整,圈足较为规整,釉质肥厚。由于其稀有性和审美趣味,它们的价值也很高。而且,它们的品质也较为上乘,其含义很可能是指建窑珍品或珍贵器物,但具体用途尚待考证。

▲两件带有“真”字的残片,为建窑器物。

▲精美的宝字款建窑残片。

▲宋代“宝”字款银兔毛残片,建窑器物。

其他较为常见的姓氏款和数字款,其珍稀程度远不及上述款,杨益东正是以此为依据来定价建瓷。

当然,建窑的价值并非仅由底款决定,还与釉色、器型、胎体、圈足、年代等因素有关。以上价值探讨,大致基于一个原则: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,建窑的价值可以通过底款的差异来比较和判断。

如今,新制建瓷杯的价值也取决于建瓷师傅的名声和荣誉。例如,如果一位师傅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其制作的建瓷杯的价格可能会上涨数倍。

下图为孙莉老师制作的彩虹色“金丝鹧鸪斑”建窑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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